王蒙：春节

　　王蒙：春节

　　坐在火车上，我静听机轮“咣当”“咣当”地响，这声音将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节的欢悦里。

　　车厢里烟气弥漫，有人玩**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盹；他们上车时候的高兴心情，都被这旅途的倦怠磨灭了。只有我，为自己的秘密所激动，幸福地望着灯火阑珊的远方。

　　车过丰台了，再快一点儿啊！

　　一年半前，我考到太原工学院。头年春节，由于表现自己的刚强吧，也许还有别的傻气的念头，我明明没事也不肯回家。错过了一个春节，再等第二个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同学们真有意思，我回北京呆不上两星期，他们还成群结队地送我，我的好朋友——也是全班顶好的学生——金东勤，狠命地和我握手。上车十分钟，就想开他们了，再加上考试成绩不太体面（连一个五分都没有），起初在车上像有点心事似的……

　　不过，考试，同学，这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了，现在，家，就要到啦。

　　一进门， 全家轰动起来。 妈妈正在包饺子，小弟弟拿面杖敲着案板，大喊：

　　“好哇，真好哇，哥哥回来啦！”谁都说我胖了，我一顿饭能吃七个馒头么；只有妈说我瘦了，而且眼圈还红了红。

　　我往过去自己睡的铺上一靠，马上弟弟把全家的“物资”运送过来：

　　“哥哥，快吃，这是南丰橘，这是国光苹果，这是榛子——可有好些空的，这，这是咱们家的剩馒头……”

　　而妈妈在一边嚷：“一肚子心火先别吃那些，擦把脸，烫烫脚，吃点挂面睡一觉吧。”

　　就这样，旧历二十九，我回到了家。

　　大年三十儿，我排了一下午队，好容易买了两张戏票。往家走的时候，爆竹声已经密起来。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与女附中的同年级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常一起开晚会、过班日、远足旅行。我也认识了她们班主席沈如红，我和她都爱看苏联小说，聊起天来词儿特别多。她的脸形，穿的衣服，都特别像小孩子。如果打上领巾，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一眨，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我们两班在一起时，她总爱嘲笑男同学，而我总是第一个起来**，互有胜败。毕业以后，她响应教育局的号召，留下做教师，调到郊区新成立的中学，没有升大学。一年半以来，我在太原，仍然常与她通信。她的信不多，但是充满热情和关心。从上了大学，我好像忽然懂得了，在我们的友谊中，有一种那么纯真、美好，值得珍惜的东西。真奇怪，中学时代竟没有觉得，等到离得远了，她却万分亲近起来，她从北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读了又读，想了又想，于是不论上课、打球、散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次春节回北京，我已经下了决心，要去看她，去和她谈，也许幸福就落在我们身上。我和金东勤说过，他赞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着两张戏票出城找沈如红去了。

　　来到校门口，简直难以相信待会儿就要见着她。她胖了么？眼睛是不是还一眨一眨？对我来，惊奇？欢迎？还是冷淡？我请她看戏，她高兴去吗？虽然我并不迷信，却恨不得对着什么祈祷一回。

　　沈如红跑出来，没等我“观察”她的神色，就拉着我到她屋里去。她说：“我想，你今天一定会来。”我说：“我在太原，怎么今天一定会来？”她说：“过春节了你还不想妈么？想妈，还能不来北京么？来北京，还能不找我来玩么？”从她谈话的口气，我猜，她一定是教几何的，这样懂得逻辑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准备好了的，和她神聊起来。我谈山西的酒和醋，学山西话，描绘工学院教授们的形形**，谈第一遭出远门的感想，我谈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动的。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使她快活。

　　她听着，慢慢地点头，眼睛不眨，也没有笑。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见面就是我自说自笑。于是我说到半截打住了。

　　她这才笑了，说：“你呀，还跟从前一样淘气。”

　　淘气，淘气，我难道是小孩子？我没回答，打量她住的屋子。一间小西房，简单而干净。小书架上堆满书。全屋只有一件“贵重物品”：桌上放着一个留声机。

　　“好阔气呀！”我摸着留声机，问她，“多少钱买的？”

　　她脸微红着告诉我，一星期以前，学校评奖优秀教师，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绩，得了这个奖品。

　　“你真好！”我去握她的手，“把你的优秀事迹告诉我吧。”

　　“哪有优秀事迹？”她分辩说，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扣好上衣的一个扣子，“我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他们也喜欢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有点变了，不是头发的样式，不是长相，不是说话的声音，变了的不在这里。

　　在她说我淘气的时候，在说到“我们班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真的是一个大人，一个老师了。这种感觉使我不由对她尊敬起来。

　　“刚做教师的时候，我还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别是接到同学们的来信，情绪就更波动。你记得我们班的学究、近视眼的黄书萱吗？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物理。同学们有的留苏，有的上大学，我却留下教书，可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为了这样的孩子，难道不应该献出一切吗？我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儿生长起来了。”

　　我想：她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呀。

　　“大学生同志，你可过得好？”她问我。

　　“就算不坏吧。”我马马虎虎地说。

　　我又想起来，问她：“黄书萱在莫斯科哪儿？”

　　她说：“她们可棒了，她学了一年俄语，去年九月到的苏联。就在我们唱的那个‘列宁山’上，她说，在那儿上课，俄语跟不上，开头跟驾云呀似的，啊，我这儿还有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来的信。我好奇地、羡慕地看着信封上的苏联邮戳，我原来也被保送去考留苏预备生，因为功课不好没考上，黄书萱的信使我想起这段伤心的事，脸也红了。

　　“邮票呢？”我问她。

　　“送给孩子了。”

　　这时听见一片喧闹，有人敲门，沈如红的眼睛亮了，她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学生们来了。”

　　“老师过年好！”“老师您好！”六个矮矮的男女学生围上沈如红问好，沈如红一一地回答了他们。

　　他们瞧见了我，小声问她：“这是谁呀？”

　　沈如红说：“他姓王，我过去的同学。”

　　“王老师您好！”大家向我行礼。

　　“我可不是老师！”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高兴，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她在一起。

　　“老师，您看！”一个孩子掏出一个泥捏的小娃娃，送给沈如红。又一个孩子拿出自己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滑稽人。第三个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笔刻成的精致小船。……最后一个孩子拿出一个面刺猬，他说：“老师，您要是看腻了就可以把它吃喽。”大家都笑了。

　　沈如红拉开抽屉拿出一叠小本子，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要求沈老师为他们写几句话，于是她仔细地一本一本地写起来。孩子们围着她、挤着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我羡慕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挨沈如红是那么近，沈如红扶着他们的肩膀，摸着他们的头发。我听着他们的话声和笑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觉得，对于沈老师，我这个“淘气的”大学生又算什么，还不如这些孩子，更亲近，更可爱呢。

　　沈如红组织他们开起联欢会来了。一个孩子唱歌，一个孩子说笑话，一个孩子学口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鸡母鸡都来了。沈如红又给他们讲了一段童话，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怎么没个完啊？我气恼了，气沈如红：你忘了我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小鬼打发走？也气这些孩子：真讨厌，你们就瞧不见沈老师这里有一位“远方的客人”吗？最气的，还是自己：你满腔热情地从太原来到北京，买了戏票，大年初一不陪妈妈、弟弟玩，倒跑到这里“罚坐”！

　　“请王老师来一个吧！”送刺猬的小孩提议。

　　他们鼓掌。

　　“我什么都不会。”说完我就走到一边，看着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红的影子，她抬起头来，望着我。我回头一看，遇到她那样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