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惶惑

　　王蒙：惶惑

　　一

　　他第一次到Ｔ城来是２８年以前的事，比四分之一个世纪还长三年。那时候他２３岁，大学才毕业，体重只有１０１市斤，穿一身柞绸中山服，自以为是高级衣料了，神神气气地进行他的第一次出差，而且走到哪里也不忘记戴一顶短帽沿的灰布帽子。那时候他对坐火车，对列车员姑娘一再用拖把擦洗车厢里的地板，对按路程分段计价收费、穿在列车用大瓷碗盖的疙瘩上的圆茶水票以及车厢里的大喊大唱的广播喇叭都觉得新鲜、有趣。还有，从北京到Ｔ城的直快硬座车票要十几块钱，他身上带着一百块钱的盘缠，他觉得是在进行一次耗资巨大、身携巨款的旅行。那一百块钱是放在内衣的小兜里的，兜口，用两个别针别得严严实实。

　　他现在５１岁，刚刚提升为环境保护机构的主任，到Ｔ城参加那里的专业座谈会。他这个主任工资级别虽然不太高，但职务按人事部门的说法相当于专署级：司、局长之上，部长之下。他是为数不多的年富力强、又红又专、既被上级了解赏识、又被群众信赖拥戴、官而不僚、专而不僻、走红运而不被嫉妒的前途无量的人才之一。三中全会以来他的体重增加到了１４１斤，近日开始注意了采取一点点防止继续发胖的措施。他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华达呢棉布陆军服（陆军服与中山服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上衣衣兜的四枚扣子都隐在兜盖后面），同时他有好几套毛料**，遇到节庆大典、外事活动时再穿。他从来不戴帽子，而且上衣的第一个纽扣从来不扣。他带着一个助手出差，助手在硬席卧铺车厢，他在软席卧铺车厢。他不知道、也无暇过问车票是多少钱，出差费预支了多少。即使在软席包房里，他还在不断地看资料：国务院文件、简报、总结、汇编和外文资料。只是在深夜，当他被列车摇睡了又摇醒了以后，他披上一件毛线衣坐了起来，掀开绸窗帘和挑花窗帘的一角，看了看窗外正在行进和振荡着的月光。月光冲撞着远山、丘陵，漫盖过白花花的田野、庄稼苗，推拉着树影和只剩了影的树。他觉得列车像是一艘在海里行驶的船。他点起一支烟，怕污染包房环境，只吸了两口就又掐掉了。“２８年了！”他默默地自语。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妹爱上（了个）三哥哥，

　　他们俩是知心（的）人。

　　村念作“葱”，人念作“仍”——浓重的乡音。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下面是笛子独奏：《放风筝》。”虽然是在车厢里，却有一丝不苟的报幕。

　　３——５——ｉ～～～～～～～～６　６　５　３　２　１……１９５４年来Ｔ城那次，他正好碰到民歌合唱团的演员和他坐同一个车厢。（她们巡回演出，为什么不买卧铺票呢？）不知是哪一个旅客先“发难”的，都半夜１２点了，旅客一啦啦，她们就唱上了，不但全车厢都兴奋起来、活跃起来了，而且引来了不少外车厢的旅客和衣着齐整的蓝色的列车员。

　　一刹那间，他似乎又听到了当年的《放风筝》的旋律，颤抖的笛膜负载得了那么多欢乐吗？

　　笛声退去了，车轮声震耳。

　　二

　　上次来Ｔ城的时候是在老火车站下车，提着包，走过天桥，走出站来，耳边是一片夏天的蝈蝈叫似的叫卖声。青玉茭子、豆腐干、醪糟鸡蛋、赤豆冰棍，还有《大众电影》。他摸了摸自己的内衣兜——是想探一探钱丢了没有，却被误认为是要掏钱，结果，一群少年小贩把他包围了起来。

　　这次是上午１０点１２分正点到达，帮他提包的有他的助手，他潇潇洒洒下了车，与到站台来迎接他的当地的汪厅长、黎副厅长、吴处长和赵秘书握手。

　　“刘主任，晚上睡得好吧？”

　　“欢迎刘主任！”

　　“刘主任是第一次来Ｔ城吗……噢——，５０年代来过，你是老Ｔ城了，哈哈哈……”

　　在他自己的工作单位，其实听不到这么多刘主任和主任刘。人们尊敬他和他的新任职务，这当然是好事，主要是，这种尊敬是他推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然而，在这种一口一个主任的称呼里，他又好像失去了一点什么。

　　“你姓啥？”

　　“刘。你们叫我小刘好了。”

　　上次，他对Ｔ城人是这样答的。

　　他们走出车站，来到停车场，太阳正好从一片薄云下挣脱出来，耀眼的阳光照耀着面前笔直的林荫大道。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是条状的草坪与花坛。

　　那时候，何曾有这样的大街？何曾有这样的人流和车流？

　　那时候在Ｔ城，代步一半靠公共汽车，一半靠毛驴车。

　　“这是新车站，这条路也是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才修出来的……”厅长们说。

　　当然，城市大大发展了。不过空气里充满了煤烟，含硫量大大超过了国家所允许的标准，还有顽固不化的氮氧化合物，还有一氧化碳，还有放射性元素。落后的能源与落后的工艺。即使不是专家，不用仪器，只靠常人的鼻子也闻得出来。

　　他登上了为他开来的银灰色的“上海牌”小汽车，车飒地开动了，四分钟以后，汽车开进了有着美丽的灯柱的宾馆大门。五分钟以后，他进入了为他准备的房间。有单人睡的双人床，有写字台和会客间。卫生间的设备是“国际水平”的，恭桶上和浴盆上都用写有英文和日文的说明的纸带封着，表示在一次彻底清洗消毒以后，未曾有人用过。

　　那时候住旅馆连介绍信都不用。他背着草绿色的帆布书包打问了一下，找到一处住一夜只收六角钱的旅馆。他住进一间四人一室的背阴的房子。同屋的另外三个人都比他年岁大。

　　一位是善于辞令“见面熟”的梆子剧团琴师，一位是默默无言的已经还俗了的和尚。还有一位实在是惨，他是个农民，妻子死于难产，婴儿又得了颅水症——头大得像南瓜。他带着孩子到Ｔ城来看病，在旅馆要了一张床位，虽然这严重地影响了这个房间的安静和舒适，但是不论旅馆的人还是同室的人都同情他的遭遇，谁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位不幸的父亲对年龄远远比自己小得多的小刘也是一口一个“大哥”，更使小刘心里过不去。工作之余，一有空小刘就帮助他伺候孩子。几天之后，当不幸的父亲抱着不治的孩子离去的时候，小刘为他几乎落了泪。

　　三

　　午饭以后，刚回到房间，电话铃响了起来。

　　是他的助手，助手说，宾馆大门口来了一位女同志，自称是他的５０年代的老相识，要求见他。

　　“她叫什么名字……”

　　“鲁采凤，”好像是这么几个字，没听清。

　　“她是干什么的？”

　　“说是Ｔ城一中的教员。”

　　他搜索自己的记忆：鲁采凤？吴采凤？陆才丰？楚再逢？

　　不，一无所有，根本不沾边。

　　“不，我不记得她，你再问问，必要的时候你接待一下她好了，问问什么事情。如果是叙旧，你替我感谢她，解释一下，我的时间很少，事又多。如果是告状，替她转给**部门。”

　　毫无办法，想不到到了Ｔ城也有人来找。最近一、两年，找他的人实在太多了，老邻居、老同志（从小学到大学）、老战友、老同事、老病友、老牛（棚里的朋）友……以及当今工作的上级下级、左邻右舍……他懂得“联系群众”的重要，对于青云直上的他来说，搞不好群众关系，远远比消除不了废水、废气和噪音更危险。但是，经过一年来联系群众的非凡努力，他终于悟出了一条真理，即使他不搞专业，一天２４个小时接待找上门来的可爱的群众们，也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一次热情接待只能缩短第二次来访的周期，而且，他从而负下了回拜的债，而且，有那么多熟人托他办的远远比高温中合成的ＮＯｘ更棘手的事情。

　　一到Ｔ城就冒出来一个“穆裁缝”？他有点厌烦。

　　２８年前他的生活消消停停，大家都是同志，工作配合就是工作配合，生活互助就是生活互助。大家都忙，大家都年轻，无旧可叙，无时间东拉西扯，无事可托办。来Ｔ城出差的最后几天他得了肠炎，旅馆的一个梳小辫子的服务员给他送汤、送药、送流食，他非常感谢她，却彼此连姓名都不曾通过。

　　四

　　下午去机械厂，看了他们在电镀件漂洗方面采用的新技术，并且不得不即席发表了几条其实相当一般，但据说给了人家厂子“很大鼓励、很大帮助”的指示，之后，他回到了宾馆。他感到很疲劳。

　　那位纠缠不休的女同志坐在宾馆的传达室等他，“上海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