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声良：经过几十年的工作，敦煌石窟已从抢救性保护转入科学保护阶段，也就是预防性保护，在它还没有“变坏”的时候，我们就采取措施把它“堵”住了。目前已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可以保护它，保障敦煌石窟不再被毁坏，洞窟不会倒塌，壁画不会坏掉。

这就好比人生病了就要救治，但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不要生病。对于敦煌石窟来说，一个是要精准掌握洞窟里微观环境下，可能发生的病害，比如对洞窟温湿度和空气质量等进行监控；另一个是实时监测宏观大环境下，可能出现的对石窟造成危险的外部隐患，比如对大风沙尘、暴雨洪水等进行预警。

佛教传到敦煌之后，已不单纯是一个宗教，它带来了如印度文化、中亚犍陀罗(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文化，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波斯文化等很多外来文化元素，它们通过佛教艺术这个载体，也就形成了当下敦煌文化的特点。

敦煌石窟在承载众多外来文化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仙也大量出现其中。比如在莫高窟西魏时期第249窟、285窟，能看到东王公(道教主流全真道始祖)和西王母、伏羲、女娲等这些中国传统神仙，它们和外来的印度神共处一窟，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汇。

赵声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几千年生生不息，是因为它本身有一种包容性，能够把外来文化吸收进来。东西方之间多种文明、多元文化因而在敦煌石窟中，可以“共处一室”，延续千年。

在敦煌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古印度、叙利亚地区传来的文化元素，比如基督教(中国古代称“景教”)文献和摩尼教文献，它们在敦煌地区延续了1000多年；在莫高窟考古中，还发现了叙利亚文的《圣经》和基督教的十字架。

今天面对敦煌石窟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宝库，我们更应该深刻体会到只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融合理解、平等交流，才能携手发展，从而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完)

赵声良：敦煌石窟本身是一个佛教石窟，在古丝绸之路形成之后，敦煌恰处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东西方诸多文化元素都会在这里交融。佛教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到中国，敦煌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也曾经是一个“佛教的都市”，当地很多人都信佛。

20世纪80年代，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经过几十年努力拼搏，中国敦煌学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敦煌研究院出版了500多部相关著作，《敦煌研究》已成为敦煌学领域的顶级期刊。

这套目前中国最先进的预防性保护措施，正在向丝绸之路沿线推广和普及。我们还建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首个模拟研究平台——多场耦合实验室，致力于为文物“治未病”。“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两个国家级文保平台，承担了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十余个省区文物保护。

赵声良，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先后受聘为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客座研究员、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及中国美术史。主持完成多项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教育部重点研基地重大项目。出版《敦煌壁画风景研究》《敦煌艺术十讲》《敦煌石窟艺术简史》等二十余部著作。

有一些宗教最初是相互排斥的，也有斗争，但在斗争之后逐渐融合，也就和平共处、一起发展。比如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初期，佛教与中国传统道教，以及儒家思想都有过斗争，在彼此斗争中也都在改变，在融合中中国化，在中国化中创新，在创新中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创新形成即是典型。

以上这些发现，足以证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它没有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不断将其吸收进来。在敦煌石窟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神仙思想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共同融合，最后形成包容性比较强的敦煌文化。这种包容性也促使更多外来文化，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我们现在看到的敦煌石窟虽然是佛教艺术，石窟里的壁画内容也是佛教主题，但其中体现了东西方之间很多文化元素，如在唐代经变画中，既有印度高僧、中亚人、波斯人等文化特点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有很多是从事农业耕作的中国古人，以及普通老百姓民俗生活等中原社会生活的反映。

由于丝绸之路，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丝绸等传到了西方，使得西方文明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佛教、雕塑、绘画等西方文化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如中国汉代绘画的色彩没那么丰富，印度、中亚比较强调写实和注重立体感，随佛教文化东渐后，中国绘画中的人物造型也有了很大变化。

而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洞窟壁画上，还出现了爱奥尼柱式的典型希腊神柱。在不少北凉、北魏壁画里，大量出现了被中国古人称作“凹凸法”的印度式绘画方法，颜色由浅到深，表现出了人物肌肤、面部和手等的立体感。一些菩萨造像，也具有印度刻画人物时惯用的S形“三道弯”造型。

敦煌石窟早期如北魏(南北朝时期北朝首个王朝)阶段的菩萨造像，其雕塑有浓厚的犍陀罗风格特点，这个地方曾受到古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影响，佛像菩萨造像存在古希腊雕刻的一些特点。

敦煌石窟蕴藏了哪些东西方交融交汇的元素？具有差异化的东西方文化，如何以浑然天成的形式传承千年？海纳百川的敦煌文化基因，对共建“一带一路”有何启示？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馆员赵声良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近年来，围绕敦煌石窟保护进行的一些探索和科技发明，在中国内地已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依托每年举办的多场国际学术会，不仅迎来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来研究敦煌文化，也通过本院学者去国外访问、讲学和做短期研究的机会，讲述敦煌文化和故事。

敦煌文化给当下的启示就是文明要交流互鉴，东西方之间才都能得到发展和进步，二者曾携手创造了如敦煌莫高窟这样辉煌的古代文化，就是一个典范。

币游官网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不一定能享受到股东权利，甚至在公司不能清偿对外债务时，还有可能因出资问题承担责任。若发现自己被登记为公司股东，要当心别因为冒名登记而承担不必要的对外责任。如果真被冒名登记为公司股东，如何免除出资责任？是否可以找到公司把股权对外转出？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了一起相关案例。两人将股份转让后称不应被认定为公司股东，法院：证据不足新京报记者了解到，B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6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小朱和小胡，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200万元和800万元，认缴出资期限为2040年10月10日，实际出资0元。2022年10月18日，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判令B公司向A公司退还38万元合同款。执行中，因B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A公司遂向法院提出追加申请，请求将被执行人B公司的股东小朱和小胡追加为被执行人，要求二人在各自未实缴出资的范围内就B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小朱和小胡不同意A公司的追加申请，表示二人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B公司登记管理档案中关于二人的签名均是伪造的，二人曾被小苏借用过身份证件，在被诉后他们才知道被小苏登记成B公司股东的事实，随后便立即要求小苏将股权转让给其他人，现B公司股东已由小朱和小胡变更登记为小何和小赵，所以法院不应认定二人为B公司股东。关于小朱和小胡主张的签名系伪造一节，二人提交了某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关于身份证件被小苏借用及与小苏沟通股权转让一节，二人表示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小朱和小胡辩称己方系被小苏借用身份证件而被冒名登记为B公司股东，但二人未能就身份证件被借用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亦未能就其向案外人出借身份证件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虽然经鉴定，B公司登记管理档案中关于小朱和小胡的签名并非二人亲自书写，但在B公司成立时公司登记代办不规范现象并不鲜见，仅凭二人的签字是否真实，尚不足以区别二人成为B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是否自愿真实；根据小朱和小胡的自认，二人已将各自名下的股权转让到案外人名下，虽然二人辩称是为了解决冒名登记才办理的股权转让事宜，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未能提交二人在得知登记事项后直至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前曾就登记事项提出异议的证据。综合上述情况，法院认定小朱和小胡关于被冒名的主张不成立。最终，法院判决追加小朱和小胡为被执行人，在二人各自未实缴出资的范围内对B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官：无法证明两人是在对登记事项提出异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后续股权转让本案系典型的当事人主张自己系被冒名股东以免除股东责任的纠纷。法院在认定当事人是否属于被冒名股东时，主要从以下五个角度综合进行审查：一是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档案中登记股东的签名是否真实。但应当注意，即使上述档案中的签名并非为登记股东本人所签，也不能仅以此直接否认股东资格。二是登记股东的身份信息是否存在被盗用、借用情形。在被冒名股东纠纷案件中，公司多辩称其系通过合法方式获得了登记股东的身份信息，此时登记股东应举证证明存在身份证件遗失等导致被盗用或被借用的情况，或就公司如何取得其身份信息进行合理解释。三是登记股东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股东权利包括身份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身份性权利表现为参与公司管理、参加股东会等，财产性权利表现为拥有对应股权的价值和利润分配等。对于被冒名的股东，其通常不会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也不会实际享有股东利益。四是登记股东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一旦有证据证明登记股东已身体力行地实际向公司出资，则不属于被冒名股东。五是登记股东是否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只有在登记股东没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的前提下，才可能被法院认定为被冒名股东。如登记股东对于其出借身份证件系用于成立公司的事实处于知情、默认或追认状态，则应认定其对自身成为公司股东是知情且同意的，即便其未真正行使股东权利，也不影响认定其对外的股东身份。本案中，虽然未有证据证明小朱和小胡曾在客观上行使过获取分红等股东权利或履行过实缴出资等股东义务，且经鉴定B公司登记管理档案中关于二人的签名均系伪造，但对于小朱和小胡所主张的身份证件被小苏借用、小苏未经二人同意即将其登记为B公司股东一节，二人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便存在上述借用及未经同意即被登记的情形，在小朱和小胡知晓登记事项后，亦无证据证明小朱和小胡是在对登记事项提出异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后续股权转让，所以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是二人基于对自身股东身份的认可。换言之，是基于对小苏作出的登记行为在事后予以承认的追认，行使的是股东的股权转让权。综上，应当认定小朱和小胡在完成股权转让前已具有成为B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如确如小朱和小胡所言，二人是在情急之下，试图通过将“飞来横债”的B公司股权转让给他人的方式，实现“此身从此分明了”的效果，必须就己方从未有过成为B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完成充分的举证责任，否则该行为很可能会被认定为“二人认可成为B公司股东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外在表现。法官提示：应加强身份信息的保护法官提示，虽然现有立法已对被冒名股东的权益予以明确保护，但主张被冒名的一方证明己方对于冒名行为不知情的举证难度仍相对较大。为避免陷入被冒名登记为股东或被法院认定为非冒名股东并承担公司债务的不利局面，应做好以下防范措施：事前加强身份信息及印鉴保护。对于自然人而言，妥善保管好个人身份证件及信息，因办理各项业务需要时要在复印件上注明用途，不随意对外出借身份证件，谨防信息被冒用或盗用；对于公司等法人而言，完善用章用印的内控制度，在章程中对法人的对外投资行为予以明确规定，避免出现因公司内部人员伪造印鉴等被登记为其他公司股东的情形。事中积极关注身份和登记信息。在发现身份证件丢失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办理遗失登记手续并补办，留存相应证据；定期关注企业动态，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检索己方姓名或名称的方式，查询是否存在被冒名登记的情形。事后立即启动诉讼救济程序。在发现己方被冒名登记为股东后，切勿效仿本案中自行转让股权的行为。被冒名股东可通过申请行政登记管理部门撤销冒名登记、向冒名登记的公司发函要求撤销冒名登记等方式提出异议；也可以及时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姓名权纠纷等民事诉讼或行政撤销之诉，在判决生效后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冒名登记信息。此外，发现犯罪线索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 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说起敦煌石窟，不少人都误认为敦煌石窟等同于敦煌莫高窟。事实上，敦煌石窟指的是包括瓜州榆林窟、西千佛洞等敦煌周边大大小小的石窟群，莫高窟是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与中国其他石窟不同，敦煌石窟出自民间创造，建造工匠既有中原来的，也有西域来的。

赵声良：通过敦煌文化，我们看到因为交流互鉴，从而促进人类文化不断向前发展，丝绸之路即是一个典型例证。由于东西方在丝绸之路上交往，中国的文化源源不断传到了西方，西方文明也源源不断传至中国，在敦煌实现交融交汇，然后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